丰泽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

泉州自古桥梁众多，在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(xiūqiáo)历史信息的(de)桥碑(bēi)应运而生。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者姓名以及修桥时间等(děng)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(yīkuài)古桥碑，都是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，是人生旅途中矗立的无声丰碑。 □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(jìzhě) 吴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） 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八封沟上有洙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。此碑高227厘米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(sānzì)榜书竖排，雍容(yōngróng)方正，尽显庙堂(miàotáng)之气(zhīqì)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“嘉靖乙卯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(rúcǐ)一算，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 泉州(quánzhōu)府文庙洙泗桥桥碑 “洙泗(sì)”二字具有深厚的(de)文化渊源。孔子(kǒngzi)(kǒngzi)晚年在山东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洙泗讲堂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(chéng)了纪念和(hé)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孔子为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(zhìshèng)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(xúnàn)御史李献(lǐxiàn)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(jí)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的风物。 宋人李弥逊有诗曰：“洙泗流风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(wénhuà)构成了中华文化的(de)(de)主体和根基，是(shì)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(dōngfāng)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夫”，但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同趋永恒。古时(gǔshí)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。而今，府文庙依旧以其(qí)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感受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的杏坛弦歌。 离洙泗桥(sìqiáo)不远的后(hòu)城街(chéngjiē)八卦沟(gōu)边祖师巷内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》。此碑原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(qīnzhàn)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心脉的努力。 王十朋与蔡襄(càixiāng)“隔空对话” 泉州(quánzhōu)(quánzhōu)民间有谚语：“站(zhàn)如东西塔，卧如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(luòyángqiáo)。”从这句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(de)(de)喜爱。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郡(jùn)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因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“历史最强援”。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，经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(zhōngyú)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，历时6年8个月。落成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(jí)附近的石碑刻众多，它们(tāmen)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，也(yě)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。 洛阳桥(qiáo)桥中亭碑刻不少 《万安(wànān)桥(qiáo)记(qiáojì)》碑是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的桥碑，碑文由(yóu)蔡襄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(wángshí)、许忠，浮图义波(yìbō)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》现存碑刻分上(fēnshàng)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原刻，原露天立于(lìyú)洛阳桥岸左，宣和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。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(yuánzuò)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(jùyǒu)极高价值，堪称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 蔡襄的《万安桥记》碑书法(shūfǎ)雄浑朴茂 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是蔡襄(càixiāng)的“小迷弟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(yǐjìn)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(duìyú)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(yīdào)泉州他便四处(sìchù)寻访与蔡襄有关的遗迹，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。在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桥记》碑，并至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(yú)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跨海金鳌背，亭压横空玉虹腰(yāo)。功不自成因砥柱，患宜预备有风潮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《蔡端明(càiduānmíng)祠堂(cítáng)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此邦。河梁一何壮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大江。山川与人物(rénwù)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(xiàng)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民瘼，清节似水，播德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(lìmín)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的故事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 纵览历史，自洛阳桥建成的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(cì)修复工程。与洛阳桥重修相关的桥碑，如《泉州府修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(qīngjiāmó)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，也(yě)为后世记录(jìlù)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”。 独特(dútè)的《剔奸保民》碑 安平桥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“西桥”“安海(ānhǎi)西桥”，横贯于(yú)闽南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(liángshì)石桥。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为民众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”等壮丽称号闪耀(shǎnyào)于碑刻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(shīfù)之中(zhīzhōng)。 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(fēngjǐngrúhuà)（陈起拓 摄） 《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记》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(de)(de)最早的桥碑，勒于明天顺三年（1459）。现碑嵌(qiàn)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为(wèi)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写道：“安平桥者，乃(nǎi)宋绍兴间有(yǒu)室赵令衿(jīn)摄郡作成之……”赵令衿系宋朝(sòngcháo)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燕王(yànwáng)赵德昭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(rèn)泉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(tā)“博学能文，在(zài)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进展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(wǔlǐqiáo)”。安平桥不仅长，形式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(chuánxíng)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，发展海外贸易，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道，驱车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(quǎnfèi)，门巷有炉熏(xūn)。月照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，赵令衿还(hái)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建桥经过并(bìng)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，同时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 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(de)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(lìdài)修葺等方(fāng)面的史实(shǐshí)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，由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15次重修，其中(zhōng)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周围(zhōuwéi)的十几方古代(gǔdài)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(bǎomín)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(liánzhèngwénhuà)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，盐馆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额外勒索(lèsuǒ)盐税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、守护民生。 清代(qīngdài)官员徐汝澜在出知晋江(jìnjiāng)时，曾修缮(xiūshàn)晋江旧铺桥、惠济桥两座古桥，后来他又两度参与重修安平桥。在这期间，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，擢升为台湾知府，再迁任泉州(quánzhōu)(quánzhōu)知府。安平桥上有(yǒu)三方(sānfāng)碑刻与徐汝澜有关(yǒuguān)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(zhōngtíng)，碑文(bēiwén)由时任台湾知府的(de)徐汝澜亲撰。碑文细述了徐汝澜捐俸议修安平桥，绅士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十二年六月至(zhì)隔年九月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《万古流芳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(jūn)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(pái)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郡事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 1938年，弘一大师(dàshī)由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安平桥(qiáo)。感怀于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(cháoyīn)低徊(dīhuái)，心驰而神往。后来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一个月之久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(shūxiě)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境界无有边际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“戒是无上菩提本，佛为(fúwèi)一切智慧灯”等楹联，传为佳话。 石笋桥，今称笋江桥，位于鲤城区新(xīn)门外“石笋”古迹附近的笋江上，曾(céng)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妈祖宫、观音寺、浮桥古街，北端(běiduān)连接黄甲街、接官亭、山川坛，曾是泉州(quánzhōu)古城(gǔchéng)通往西南方向的乡村和同安、厦门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 王恕思(wángshùsī)所撰《重修石笋桥记》碑 笋江旧以舟(yǐzhōu)渡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(lùguǎngshǐ)造舟为梁，建“浮桥(fúqiáo)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八年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本观重修(xiū)，又于两岸作亭以翼卫，改名“济民桥”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转运(zhuǎnyùn)通判谢仲规复修，更名“通济桥”。 南宋绍兴三十年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弟陈知(chénzhī)柔(róu)共同(gòngtóng)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、僧人(rén)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改建为石桥。工程至乾道五年（1169）完工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(qiáoliáng)(qiáoliáng)成为石质平板桥，桥面由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(de)(de)巨大条石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“伸臂式”的砌筑方法(fāngfǎ)。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(sòngshí)应用于泉州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(duì)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(chēnghū)至今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“过而观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湍紧。怒潮拍岸(pāiàn)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，鱼腹蛟涎吁可悯……世无刚者桥岂成(qǐchéng)？名与万安同不泯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，赞不绝口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之辞，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江海时用意志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浸透的是闽南人“爱(ài)拼敢赢(yíng)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 据《重修通济桥记》载，南宋(nánsòng)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(sēng)了性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(zhī)北相贯联络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后被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(guīshān)桥。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(shìjì)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修复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已佚，碑文见《晋江县志》。 古时，“笋江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。相传，每逢月(yuè)上中庭，由石笋桥(qiáo)上向下观望，桥孔间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 不过，石笋(shísǔn)桥也是命运多舛的。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(wōkòu)袭击泉州时，曾在石笋桥上驻扎29天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”。清康熙十六年至(zhì)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队在攻击清军(qīngjūn)时，曾两次炸断(zhàduàn)石笋桥，“以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桥梁多次倾崎(qīngqí)、塌陷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(suǒ)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，施琅(shīláng)(shīláng)将军捐俸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竣工。乡绅为此事(cǐshì)立下《施琅主持(zhǔchí)募捐修造浮桥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(píngxī)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(dīngmǎonián)四月，成于戌辰年八月，用志功德(gōngdé)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立于康熙二十七年，现存于江岸边。 清雍正(qīngyōngzhèng)四年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、光绪(guāngxù)三十一年（1905），石笋桥又历重修(chóngxiū)。现笋江桥南岸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 1956年，泉州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笋桥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(bèi)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(qǐ)了笋江大桥，顺利承接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“要(yào)道”功能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(jǐncún)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，兀自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(wǎngshì)。 泉人与(yǔ)蕃商友谊见证物 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浯溪(xī)。诸峰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烟火低(dī)。来听渔歌鸥泛泛，去随秋色草萋(qī)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诗(shī)出自明代晋江诗人庄一俊之手。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，又带有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(tiānwài)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。 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(quánzhōu)古城南门德济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得名，又称浯渡桥(dùqiáo)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由泰宁状元(zhuàngyuán)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 顺济桥曾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(zhǔyào)通道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 德济门外的晋江(jìnjiāng)属(shǔ)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“横贯二里许……其地下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”。这里汇聚了(le)桃源(táoyuán)、武荣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拍天”。古时要在(zài)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为堡，以临重渊”，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(shùnjìqiáo)(shùnjìqiáo)时，向蕃商发出号召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。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，慷慨解囊(kāngkǎijiěnáng)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(zhǔchí)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就是泉州人(quánzhōurén)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的见证。据资料显示(xiǎnshì)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，有警(yǒujǐng)即吊起，以御敌寇(díkòu)。并筑(bìngzhù)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上勒有“雄镇天南”四个大字。 顺济桥(shùnjìqiáo)(shùnjìqiáo)建成后历代多有修缮，泉州(quánzhōu)名人顾珀、何乔远、黄昌遇、怀荫布(huáiyīnbù)、萧汉杰等，皆(jiē)曾为之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。江，百溪汇(bǎixīhuì)也。江之横二里许，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之……”清楚记述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。 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(chàngxiū)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春竣工(jùngōng)。何乔远作《重修(chóngxiū)浯渡桥记(jì)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“为之详计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德惠人，动则舍力为公”。 清乾隆(qiánlóng)(qiánlóng)十五年(shíwǔnián)（1750），顺济桥因水涨而桥断两道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由泉州知府黄昌遇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溪流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通桥栅亭尽坍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《重修顺济桥记(jì)》并勒于碑。 清乾隆(qiánlóng)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复圮，泉州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(wěituō)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出险履夷，爱民之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(yú)后人之缮修。今(jīn)也费以累千，迟以岁月，上下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官斯土者(zhě)先事图维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，永免(yǒngmiǎn)病涉之虞焉，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桥梁(qiáoliáng)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 遗憾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皆(jiē)已佚失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(děng)志书内。而今，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，在它的身畔(shēnpàn)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(yǒu)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 刺桐港黄金岁月(huángjīnsuìyuè)的标志 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(shìwèi)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(gōngdéwúliàng)的公益“众筹”事业。南宋(nánsòng)僧人道询一生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还是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还被赐(cì)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传奇。 “宝塔亭路”碑与“普济桥渡(dù)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 普济桥渡，又称(chēng)浔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(quánzhōu)后渚港北侧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(yīdài)）入海处的(de)(de)海上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民众之所困(suǒkùn)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七闽之会，梯航通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的激增(jīzēng)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(yǒuxiàn)，装卸(zhuāngxiè)货(huò)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春(chūn)，道询主持募捐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三年（1230）夏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缓解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 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中的码头。相传普济桥渡长约七八百米，石桥东侧古有一座航标塔。此桥专供海船(hǎichuán)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。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(zhèngmiàn)碑额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”。碑刻内容(nèiróng)记录僧人(sēngrén)道询(dàoxún)主持建造普济桥渡和(hé)宝塔亭路时(shí)的捐款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 在修建普济桥(qiáo)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桥、登瀛桥等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尽(jǐn)。 “开闽文宗”吟啸(yínxiào)之地 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梅岭街道双沟社区(shèqū)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(zuìchū)为木桥，据(jù)明万历《泉州(quánzhōu)府志》载，建造(jiànzào)者为日映禅师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王延彬、余廷英相继修葺。宋咸平年间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 吟啸桥保存较好，仍可(kě)通行。 “吟啸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有关。《福建(fújiàn)通志·卷8》载曰：“桥以欧阳詹尝游憩(yóuqì)啸咏于此，故(gù)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西北的紫帽山侧(shāncè)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此桥，常在桥上吟啸。 宋时，吟啸桥(yínxiàoqiáo)是南北陆上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桥、新桥入泉州城，再出城北洛阳桥，便可通达福州；往南经古陵(jīnggǔlíng)，过康店驿，可达漳(kědázhāng)、厦。 明人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(shīyún)：“欧子(ōuzi)考盘处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来欲断魂。平(píng)田野望阔，吾此驻黄昏。” 如今，在吟啸桥(yínxiàoqiáo)(qiáo)北立有一方《重修(chóngxiū)吟啸桥记》碑。该碑(gāibēi)由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(bēiwén)(bēiwén)记述乾隆三十二(sānshíèr)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经历，并录有捐资人名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，他“料工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，同时有赴台湾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修，该碑也成为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。此外，碑文首段即对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潘湖，常乘小舟(xiǎozhōu)往来吟啸于烟浦(yānpǔ)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(zhì)前贤旧迹也。” 传奇名将(míngjiàng)兑现儿时心愿 濠(háo)溪桥(qiáo)，又名龙津桥(lóngjīnqiáo)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，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(niánjiān)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(liángqiáo)，后遭火毁；南宋(nánsòng)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(gǎimíng)龙津桥；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、都督俞大猷捐(juān)俸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架上石板梁5根，每根石板梁重约(yuē)4.8吨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加固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改造，在上游桥墩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 俞大猷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(háo)(háo)溪桥是(shì)他(tā)情系桑梓的一种表现。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。其中(qízhōng)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碑文记载了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时(shí)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到叔祖父家探亲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。一问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说等自己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大，俞大猷这番话获得父亲的鼓励，而他也悄然谨记(jǐnjì)于心(yúxīn)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(yángmíng)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，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(shíqiáo)，既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(duānzhuāng)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历史的重要物证(wùzhèng)。 俞大猷为帅时，在福建与(yǔ)广东等地与戚继光(qījìguāng)联手抗倭，曾大败倭寇于兴化城，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饶平、惠州、潮州一带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(tā)与戚继光并(bìng)称为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